敦煌文化是东西方多种文化互相碰撞融合的结晶，敦煌的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敦煌文化是在甘肃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孕育产生的，敦煌的文化遗产也是甘肃地方文化资源中最绚丽的一页。“近水楼台先得月”，依托甘肃在敦煌学方面的选题资源优势、作者队伍优势和环境氛围优势，甘肃人民出版社（包括其所属的六个专业社，下文简称“甘人社”），数十年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出版了一大批敦煌类图书，为敦煌学的发展与繁荣、为敦煌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形成了自身在这方面的出版特色。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甘人社出版了第一本敦煌类图书———《敦煌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从那时直至１９７９年的２０多年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类图书的出版几乎是一片空白。

　　１９７７年以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敦煌学研究的解冻和逐渐升温，敦煌类图书的出版得到长足的发展。到目前为止，甘人社共出版各类敦煌类图书２００多种，是国内出版此类图书品种最多的出版社。这些图书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异彩纷呈。石窟艺术类如《敦煌艺术丛书》（１６册，１９８６年）、《敦煌》（１９９２年，获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奖）、《敦煌艺术之最》（１９９３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１９９４年）、《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１９９１年，获中国图书奖）；文献整理刊布类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１９８９年）、《敦煌文献丛书》（６种，１９９４年）、《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１９９９年）、《甘肃藏敦煌文献》（６卷，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０年，获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综合研究、介绍类如《１９８３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４册）、《敦煌文学》（１９８９年，获中国图书奖）、《敦煌学述论》（１９９１年）、《敦煌壁画故事》（１９９５年，获冰心儿童文学奖）、《敦煌文化丛书》（１７种，２０００年）、《敦煌学研究丛书》（２００２年，１２册）、《敦煌脐密梦谈》；翻译类图书如《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１９９３年）、《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英国彼得·霍普科克著，１９８３年）、《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日本铃木俊著，１９９２年）。

　　此外，还有以敦煌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如《敦煌传奇》（小说，１９８７年）、《飞天》（童话，１９８８年）、《大敦煌》（诗文集，２０００年）、《莫高残梦》（小说，２０００年）。

　　甘人社在敦煌类图书的出版上取得的成绩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和出版界的肯定，敦煌类图书成为甘肃本版图书中最受读者关注的亮点之一。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敦煌类图书出版方面还存在不足，“敦煌”这块无价品牌在甘版书中并未完全发挥其应有的效益。主要表现在：一是相对于数量而言，有重大学术进步和文化积累价值，有突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图书还太少。二是敦煌学科方方面面的书都有，但做得精到、给人印象深刻的方面不多。如石窟艺术方面没有江苏美术社的气魄，文献刊布方面不及上海古籍社的品种。三是至今没有一家专门承担敦煌类图书出版的部门，大家纷纷涉足敦煌类图书的出版，但并非都具备条件，导致选题规划性不强，图书质量也受到影响。作者多局限于省内，选题视野狭窄。有敦煌学专长的编辑也不多。

　　由于以上原因，严重影响了甘版敦煌类图书出版的进一步大发展，妨碍了高品位选题计划的实施，多年来苦心经营而形成的出版优势面临丧失的危险。

　　新世纪，出版竞争更加激烈，国内有更多的出版社进军敦煌类图书出版，有些虽“初入此道”，但“身手不凡”。我们必须以高度的使命感，发奋努力，真正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使之成为甘版图书中的强势品牌。为此，笔者以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强化策划意识和精品意识。“守株待兔”式的坐等选题，难以多出精品，必须密切关注敦煌学术的发展状况，掌握此类图书的市场信息和走势，策划有较大学术推动意义、有重要文化积累价值、有宣传普及功效的选题。在选题规划上注意突出重点，注意“前后呼应”和再度开发，力戒平庸，追求卓越。

　　第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乃至国际，建立高水平的作者队伍，扩大稿源；抓紧培养有敦煌学专长的年轻编辑。好编辑，方能策划出好选题；而好选题，需要好作者和好编辑去实施。所以，敦煌学作者和编辑两支队伍的建设和培养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

　　第三，优化出版资源配置，改变目前过于分散、粗放的出版经营状况，将敦煌类图书的出版集中于一个或几个条件较好的部门，为切实提高质量、提高效益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四，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营销水平。